1月21日，记者从黄伟宗之子黄葵处获悉，文化学者、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黄伟宗于今日凌晨逝世，享年89岁。

　　黄伟宗，1935年11月出生于广西贺州，祖籍广东肇庆。自1959年开始，黄伟宗历任羊城晚报《花地》副刊编辑、广东省作家协会评论委员会委员兼《作品》杂志编辑、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等。

　　他总主编的《中国珠江文化史》填补了中国珠江流域文化史空白，被誉为“珠江文化学术体系的构建者”。他曾获第四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第三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等。

　　在60余年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生涯中，黄伟宗出版《黄伟宗文存》《黄伟宗珠江文化散文报告集成》等个人专著25部，总主编《中国珠江文化史》《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珠江文化丛书》等多种书系，共计20个系列、156部之多。

　　2023年4月，广东省作家协会成立70周年之际，羊城晚报一行人曾前往黄伟宗先生家拜访，进行了一次深度专访，现刊发如下，以示纪念。

　　与欧阳山有数十年不解之缘

　　羊城晚报：您为什么会选择从事文学工作？当时的社会氛围给您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同时期有接触到哪些作家？

　　黄伟宗：我在幼年和读小学时，即受到家父古典文学教育、中学时受哥姐们影响，特别热爱五四文学，解放后参军在部队工作时，也是特别爱好文艺，深受鲁迅、巴金和高尔基，以及《钢铁是怎样特成的》《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影响，在《文艺报》《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文艺学习》等杂志启发下学习写作，并决心考大学中文系。

　　我1955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后，受到系统的语言文学教育，尤其敬仰陶潜、李清照、闻一多、朱自清，以及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冯乃超（著名象征派诗人、文艺理论家，是三十年代创造社和左联领导人）等品格高尚的学者型作家，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他们那样的作家。

　　羊城晚报： 您的作品《欧阳山创作论》获得了广东鲁迅文学艺术奖，您为什么会选择研究欧阳山的作品？

　　黄伟宗：我与欧阳山有数十年不解之缘！这个缘分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从向往到熟悉、从不平则鸣之呼喊到进行全方位研究的过程。

　　1959年我大学毕业，刚到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工作时，即在《花地》上发表了首篇评论《三家巷》文章，后来又接连评论欧阳山的《苦斗》及《乡下奇人》《在软席卧车里》《骄傲的姑娘》《金牛和笑女》等短篇小说，均是我首先发表评论而时受文坛赞许。

　　我之所以对欧阳山如此长期研究，主要是始终认为他是广东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最有代表性、最有贡献、最有“粤味”的世纪革命作家。

　　广东文坛的两个繁荣期

　　羊城晚报: 可否结合《羊城晚报》和《作品》的任职经历，谈谈广东文坛的发展情况？

　　黄伟宗: 先说20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当时正是刚结束三年经济困难进行调整时期，广东文坛当时有两个阵地：一是羊城晚报文艺副刊《花地》，一是《作品》月刊。

　　前者是省委领导的大报，发行量大，《花地》副刊篇幅也大，每天版面近万字，每月30万字（与巴金在上海主办的双月刊《收获》每期发稿字数相当），此外，还有每周一次整版的《文艺评论》专版，相对而言《作品》版面规模较小。

　　所以，好些文学活动都是两者合作进行的，如1962年举办的全国首次文艺副刊评奖——《花地》业余作者评奖，以及组建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广东代表团，都是两者共同进行的。

　　当时获得《文艺报》称为“岭南散文”之《花地》笔谈散文专版，尤其是影响全国的关于小说《金沙洲》的讨论等，也都是共同进行的文坛大事。

　　特别是当时广东重大的文艺作品，如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陈残云的《香飘四季》，秦牧的《艺海拾贝》等，都先后在《花地》和《作品》上选载。

　　可见当时两者密切地合作为广东文坛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时陈国凯等一批青年作家都是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作品而进入广东文坛的，我也在这期间作为《花地》编辑而与《作品》共事结下不解之缘。

　　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迎来了第二个文艺春天。当时因《羊城晚报》尚未复刊，刚恢复原名的《作品》承担了复苏广东文坛的主要任务。在全国掀起“伤痕文学”热潮的时候，《作品》连续发表了陈国凯的小说《我应该怎么办》、孔捷生的《姻缘》《在小河那边》，以及当时尚在新彊流放的王蒙写的《最宝贵的》等作品，好评如潮，影响很大，使《作品》发行量一下跃升百万份以上。

　　隨即又在连续兴起的“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朦胧诗”等文艺思潮中急流勇进；《广州文艺》等报刊；也同时展开了关于悲剧和创作方法多样化的讨论，使广东文坛风生水起，欣欣向荣，被中央媒体报道赋予当时文坛“三活跃”（思想活跃、组织活跃、创作活跃）的赞誉。

　　从以上两个繁荣时期可见，《羊城晚报》、《作品》杂志和广东文坛，是具有紧跟时代、在风口浪尖中与时俱进的光荣历史传统和风格特点的，值得永久弘扬。

　　广东文化从自觉走向自信

　　羊城晚报：您长期深耕珠江文化、海上丝绸之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本土文化及文学现象出现哪些转变呢？

　　黄伟宗：这个问题很有深度。去年第三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典礼上，在对我作出《黄伟宗：珠江文化学术体系构建者》定位的评价中，曾指出我“无论是对珠江文化、海上丝调之路的长期深耕，还是为地方文化建设出谋划策，黄伟宗的治学历程，映射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本土文化从自觉意识苏醒走向坚定文化自信的跋涉演进历程。这些成果不仅是广东地域文化研究不断活跃、深入的明证，其壮大过程也堪称浩瀚珠江‘广纳众流成就自身’的生动写照”。

　　这个评价，我想就我自己而言，只能说是体现我们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学术团队的历程，不能代表广东文化学术界的全部，充其量也只能说在一定角度或一定程度上“映射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本土文化从自觉意识苏醒走向坚定文化自信的跋涉演进历程”而已。

　　回顾我们学术团队，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创始以来的30余年治学历程，也的确是从自觉到自信、又从自信到自觉、在自觉中自信、在自信中自觉的反复迭进中走过来的。

　　羊城晚报： 近年来，广东加快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您也一直为地方文化建设出谋划策，您对新时期广东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服务三支队伍建设有什么看法建议呢？

　　黄伟宗：这三支队伍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必须互相配合，相互增长。对此，我认为本届作协都做得甚好。在文学服务方面，对文学创作和评论的组织与建设工作成绩尤其显著，特别是创办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组织编写了《广东文学通史》的大型文学史著和进行广东文学馆建设，都是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文化工程。

　　但我认为作协工作的根本，是在促创作、出作品，尤其重要的是抓好反映本土历史和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早在1980年，我曾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到北京香山参加首届茅盾文学评奖的评选工作。

　　当时知道前辈作家茅盾献出毕生稿费设立这个全国最高文学奖项，是他认为长篇小说是一个国家文学创作水平和繁荣的标志，每个民族每个地方文学的标志也是如此。

　　当然，这不是说文学评论、文学服务工作不重要，也不是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或电影、电视、舞台剧本创作不重要，都是重要的，不过是强调长篇小说是重中之重而己。

　　文学的土壤是生活，生活的灵魂是文化

　　羊城晚报： 多年来广东省作家协会坚持办报、刊、网，打造文学思想的交流阵地，您认为这对于文学事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些报纸或者刊物的发展现状是怎样的呢？

　　黄伟宗：广东文化界和省作协办有多种刊物，各有分工，都发挥了应有作用，应当持续发展。希望各个刊物都能发挥培养本土新人、发出时代新声的作用。

　　作家成长靠写作品，不写不成才；写出作品不能发表，既不能成才，也不能长进，这就要靠编辑的慧眼和扶持培养。每个报刊都应有发现和培养新人的任务；同时又有发出时代新声的职责，报刊（包括网络媒体）都是培养新人、传播新声、发表新作的阵地；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始终是繁荣文艺和学术的方针，也是办刊的宗旨。

　　羊城晚报：每个时期的作品都有着独特的时代印记，您认为当前的社会现状催生出的作品特色是什么？您对广东文学的新生力量有着什么样的期望呢？

　　黄伟宗：文学的土壤是生活，生活的灵魂是文化，文化的精髓是时代精神和人情风俗。十九世纪著名法国美学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过，文艺作品中“艺术的等级取决于作品中表现时代精神和人情风俗的等级”。

　　这句至理名言，对于大型艺术品创作（如长篇小说）尤其如此。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百年孤独》（马尔克斯）、《红高粱》（莫言）是如此，获茅盾文学奖的《白鹿原》（陈忠实）、《白门柳》（刘斯奋）也是如此。

　　广东作家的优势是敏感快捷，社会流行“快餐文化”，浅尝辄止，欠缺耐心和深度。希望青年作家既要发挥优势，又要沉得住气，耐得寂寞，苦心经营，持之以恒，以鲁迅倡导的“韧性”精神，创作出无愧时代、无愧广东的优秀作品来！